最近了解到一部拍摄于1937年的老电影《十字街头》，导演沈西苓和演员赵丹都是电影史上的名人，研究电影的人应当十分熟悉，他们获得的评价也相当之高，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而言，我缺乏专业的了解，也没有由此而生的敬畏心。再者，我出生于90年代，距离这部电影的出产时间30年代，中间隔了大半世纪，大半世纪中国的社会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迁呵，所以我是带着很大的隔膜去看待这部作品的，看待导演的处理、演员的表演方式和当时人的思维与言行。老实说，电影开始后，我时不时被逗笑，不是由于电影内容的喜剧效果，而是30年代青年文艺而幼稚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。
这一点，我稍举几个例子，你们便会心领神会。首先，必须先了解的是，这部影片的几个角色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来看看30年代的大学生是怎么思维和行动的。
【片段一】老赵一边拨动着吉他，一边劝解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想投水自尽的小徐：“金钱、爱人、名誉跟地位，这一切我们是永远都遇不到的，你也用不着去想它，可是我总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使（si）命在，虽说我说不出这使命（si）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总觉得我们是有着这么一个使（si）命，在这个使（si）命还没有做到一丁点儿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能够轻轻地把生命给抛弃掉的。”
老赵以当时并不十分标准略显滑稽的普通话，时而一本正经时而腼腆地说出这一段话，在我初听来，觉得十分可笑。但当我看至后来，以至写下这些的时候，我已经不觉得好笑，反而慢慢觉出一种可悲，那时候的大学生怀着某种自己也说不清的使命感，这种使命感指向的无疑不是个人，是时代的感召，然而他们个人的生存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却是艰难的，失业是常态，读书人落魄至乞讨，怀才而无法施展却还抱持一份朦胧的“使命感”。这不由令我想到历史上那么多空有一番抱负而又怀才不遇的读书人，感时忧国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变的情绪，而他们实际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显得可笑、可爱而又可悲。电影中的几个青年，最后大胆地向前走，影片暗示他们追随刘大个的步伐投身了革命，找到了使命感指引的正确方向，这是一部左翼片，给了我们一个乐观主义的结尾。
类似文艺腔、大道理的陈述，影片中还有很多。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些时代使命、人生命运一类的大话题，来看一些轻松的生活日常：
【片段二】老赵和杨小姐互相戏弄对方，在纸上画猪的图像，戏骂对方是猪，老赵将垃圾扔到一板之隔的杨小姐房间，以给对方“一点颜色看看”，口中常挂国骂“他妈的”……
这种种，让我觉得30年代的大学生，所谓知识分子，行为幼稚如孩童，表现出来的素质与大学生之身份也十分不匹配，一度引起我的反感。然而细想，“他妈的”和“卧槽”有何分别呢，前者是当时的“时尚”，好像也是现在的时尚，后者只不过改了个头面而已，脏话也成了文化之一部分，并有传承的历史。30年代的青年间的嬉笑打骂，如今看来形式上显得幼稚，然而本质上与当代并无不同，是青年之间情谊的表现罢了。
观影到后面，我从可笑之处反而品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，尤其是于隔膜中发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大半世纪前后的相似性，其中最有意思的便是租房的问题。老赵和杨小姐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也是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异乡人，他们租住了同一个房子的前后屋，中间仅用几块板子隔起来，板子最上面是通的（所以老赵可以很便利地扔垃圾过去），这样的房屋结构与如今上海出租房的隔断何其相似，老赵和杨小姐不就是30年代的“蚁族”么，房东太太的前后屋，就是现今的群租房嘛。30年代金贵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就业、群租、人生困惑的问题，21世纪不再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虽然时代境遇完全不同，可是这些问题却好像没有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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