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下旬的扬州已经冷起来了，天早早地黑下来，下午六点不到，外面早已入夜，我们此时出发自驾前往机场，车程约四十多公里，大概要一个多小时。选择的是不走高速的路线，因为我还在实习期，没有老司机相伴就不能走高速，只好在小路上慢慢挪，要多花半小时多，穿梭在乡间公路上。 继续阅读 →

刚过去的周末，我听了一场国际学术会议，内容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，与会学者讨论的话题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，还涉及电影、美术、音乐、建筑、传媒等其他人文领域，还有关于农村建设，以个案实践改造农村这一似乎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，最奇特的是甚至涉及自然科学领域，以生物学和物理学关照文学，认为某一自然科学理论冲击了文学想象，推动了文学的生产，文学创作随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调整自身，文学思想中包含了影响它的自然科学思想。文学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，而出现了打通各学科领域，跨越古今中外文化的研究趋势。

这一趋势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。王德威在为周蕾2008年出版的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》所作序言中早有提及：

9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，成为多元、跨科技的操作。已有的成绩至少包括电影（张英进、张真、傅葆石），流行歌曲（Andrew Jones），思想史和政治文化（Kirk Denton），历史和创伤（Yomi Braester [柏右铭]），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（刘康、王斑），后社会主义（张旭东），‘跨语际实践’（刘禾），语言风格研究（耿德华），文化生产（Michel Hockx [贺麦晓]），大众文化和政治（王瑾），性别研究（钟雪萍），城市研究（李欧梵），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文学（陈建华），后殖民研究（周蕾），异议政治（林培瑞），文化人类学研究（乐刚），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（刘剑梅、李海燕）等。与此相应的是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，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，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，做出全面观察。在所有这些议题中，以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研究所受到的注目为最。

王德威在序言中的进一步总结，让我们很清晰地理解了这种研究范式转变的根本，即从文本自身转而关注文学和文化的外沿关系，诸如性别、族裔、主体、情感、日常生活、离散、国族、主权、霸权、帝国等等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，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变成了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，并且他们对以往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——这种“大叙述”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。

由这次会议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，当前研究试图综合的已不仅限于“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”，自然科学也被纳入进来了，但不是将科学与文学作生硬的联系，而能够拿出切实的论据，的确很有道理，好像过去确有许多东西被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忽略了。

传统的文学研究，关注文学文本，以作家作品为大，也追踪其历史文化脉络，涉及理论的关照，有古今中外的比较，但所有这些都仅被视为背景资料和工具加以运用，落脚点还是文学文本，更重视对其内在审美价值的阐发。在传统研究范式中，一般可以纳入研究范畴的，往往是那些被主流文学史认为具有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作品。这就导致了某种遮蔽，文学的整体面貌无法得到还原。而王德威所提及的90年代以来的转向，实则是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“文化”上，在文化这张大网中，作家作品不再占据大大的中心，而缩小为其中的一个点。广告、新闻、版画、插图、摄影照片、流行歌曲、电影作品、电影公司、电影院、咖啡馆……所有与文化有关涉的内容，都可以装入这个大箩筐，成为阐述的对象。这种新的研究范式，视野开阔，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及文化面貌。作品的审美价值，也不再是研究聚焦的点，深刻的文化内涵更为学者所关注。比如，我们看当代的烂片，《前任攻略》、《后来的我们》这种不具有深度的电影，往往吐槽一番也就过去了，要进行审美层面的解读，实在做不到，可是敏锐的电影研究学者却从中看到一个文化现象，即“前任”话题，似乎近年的电影十分热衷于叙说前任故事，展现前任形象，只要前任一出现，现任立马失去光彩。我们过去曾经羞于谈及感情经历，以前任为耻，现在却好像反过来了，前任成为值得炫耀的感情资源。由此梳理出一条荧幕上的妻子/女友形象发展变化的线索，再进行一番理论提升，展现背后的文化变迁，关照当下问题。这样的研究，的确令人叹服。

这种学术前沿的影响，在几年前的硕士选题中已经有明显的体现。他们的选题关涉文学与建筑、文学与新闻媒介、文学与科学，文学中的视觉文化，文学中的听觉文化，各种新奇的角度层出不穷，跨学科的操作成为一种研究时尚。不过跨文化的研究，需要更宏观的理论视野，操作起来更有难度，硕士选题似乎并不明显，仅在论述中有所涉及。

另一方面，也有学者表达了对于这种范式转型的隐忧，这也是他从国外回来以后一直存有的困惑：现在做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大家谈丁玲不会就谈丁玲，谈鲁迅也不会只谈鲁迅，作家作品不再是讨论的中心，当各种学科都被打通了，文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吗，做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人，饭碗还保不保得住？这番隐忧在会议的闭幕环节被轻轻带过，没有得到回应。却令我想到之前在一本名为《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》一书中的一段话：

米勒还认为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离开文学研究，而转向理论研究、后殖民研究、媒体研究、大众文化研究、女性研究、黑人研究等，也是文学行将消亡的最为显著的征兆。

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，其背后的问题，恐怕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文学边缘化现象。至于“行将消亡”的论断，我以为不必过于消极，至少目前看，无论如何跨科学和跨文化，文学研究者并没有离开文学这个对象，我们的导师们在强调跨“界”的同时，总也不忘叮嘱一句，文学还是根本，文本细读仍然是文学研究者必须打牢的基本功。此外，我联想起一位学者（蒋述卓）所提出的“文化诗学批评”的方法，他的研究也是将文学置于文化层面考察，但同时也强调对文学内部审美价值的重视，似乎有意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