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枕绿，鸳鸯蝴蝶派中通英文的作家之一，其余名气最大的有包天笑、周瘦鹃，另还有张碧梧，都通晓外文，有不少翻译作品。张枕绿翻译过迦韦士、莫泊桑的小说。 继续阅读 →

所谓“鸳鸯蝴蝶派”，是活跃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批通俗作家、报人（编辑、记者、主笔等）。以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人士为主，主要在上海活动，这和上海都市的最先发展相关。 继续阅读 →

想到这是一本马列著作，伟人恩格斯谈论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类宏大问题的书，我以为必定很厚，抱着挑战的勇气和慢慢啃的决心去查阅。搜到的馆藏版本是人民出版社1957年，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张仲实翻译本，隔了半世纪多，有些年代感，却正合我意，留有岁月痕迹的老旧书籍想必别有一番审美趣味。这个老旧版本并不在我所住的新校区，需从同样有历史感的老校区老图书馆的披了浮尘的架子上慢慢寻出，再调来这里。所以，从我在互联网时代便捷的图书数字系统中预约，至收到取书通知，这中间隔了几天时间。书初到手时，竟是薄薄一本，看样子像是大32开本，翻开来左右页并置还不足我们现如今常见的一面A4纸，整本书合译者及著者序言、译后记这些内容也仅176页，这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。但细想，谁说煌煌巨著必得配一个“煌煌”的外表，现在看似大部头的“巨”著，有多少是废话堆砌，而这一本，列宁曾高度赞扬：“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任的，其中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，而是根据浩繁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。”换言之，其中每一句都删不得。

我带着“家庭是如何起源的”这一问题去读这本书。恩格斯将唯物史观与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结合，从远古时代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，他梳理了人类婚姻的演变形式，从杂婚、群婚至对偶婚，再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，演变背后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，一夫一妻制是随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。个体家庭，建立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础之上——这里的一夫一妻制并不是我们当代法律概念中的一夫一妻，实际是一夫一妻（可以）多“妾”。根据恩格斯的论述，实际上，最初并没有家庭的概念，而只有氏族概念，人类的生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，而是通过氏族存在，婚姻形式是一种集体婚姻，一个氏族的所有男性和另一个氏族的所有女性结婚，互相之间任意的性关系都是合法的，但严禁氏族内部通婚。他们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，归入母亲所在的氏族，母亲是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亲缘关系。以后，母权制由父权制取替，再至氏族瓦解，个体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组成单位。家庭的起源问题背后就涉及到了生产力发展、两性地位与关系等复杂命题。

由于并不熟知恩格斯所讨论的问题的所有历史背景和材料，这形成了我对本书的理解障碍，所以初读之后，所讨论问题的逻辑没能够梳理清晰。好在列宁继续安慰：“如果你们读这部著作时不能立刻全部理解，那也不必懊丧。这种情形几乎是每个人都不免要遇到的。可是，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加以研究时，就一定会达到即令不是全部通统明了，也能明了其中绝大部分的。”好像列宁看透了我这个读者的心思，或者是张仲实这位聪明的译者看透了，所以要把列宁的话放在后记里，鼓励一下即将掩卷却依然昏昏的读者，初读之后不要轻言放弃，再读读。

考虑到手头的版本毕竟有点老，繁体字书写和如“底”、“的”等词的混用，造成了些微阅读不适，这还不要紧，但其中人名译法也在规范之前，不是现如今的统译，对我扩展阅读造成了困惑。我另外查询了其他版本，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人民出版社今年新出的版本，这一新版本附加了恩格斯多篇书信摘选、本书注释、人名索引、族名索引、插图等内容，较50年代版本厚实了近一倍，倒真有了几分“煌煌”的外表了。我本意两本参照阅读，以助理解，不料新版本正文实有些读不下去，简体字和更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表达，确实提升了阅读速度，但是翻译却不如57年版本清晰明了，有些语词简直云里雾里，我想并不完全是我先读了老版而先入为主的原因吧。不过，后面的注释、人名和族名索引这些于我倒是真有帮助。

这是一本50年代出版的书籍，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我在写读书报告，再次翻开目录的时候，被这几个“的”和“底”吸引了，从这个目录看，似乎“的”是跟着名词或形容词的，“底”用于动词出现的情况下，“发生”、“形成”都有动作意味。 继续阅读 →

因为课堂要求，这学期也翻阅了几本鲁迅研究的书籍，在此草草记录下对其中几本书的阅读感受。 继续阅读 →

广陵，就是扬州，李涵秋是扬州人，《广陵潮》写的就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扬州故事。其实不仅是扬州，还随着书中人物或因赶考、做官、避难而赴外乡，牵扯到了湖北、南京、泰州、镇江和上海这些地域，名为“广陵潮”，实则是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动荡之潮基本真实的记录。

说“基本真实的记录”，是因为小说自然有作者的虚构，即艺术的想象，必然不可能完全纪实，否则也不叫小说了。而另一方面，《广陵潮》作为一本通俗小说，“存真性”是其一大的特点（范伯群对中国近现代小说作出首次梳理时，指出了这类小说“存真性”这一价值）。精英文学往往侧重艺术性，对现实有更多提炼，为服务于小说主题往往对现实素材多有修剪和打磨，甚至很多革命题材的小说，一定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，将小说人物、革命历史理想化，呈现的是“应该如何”而非“如何”，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失真。精英文学中现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意识流等艺术流派虽然异彩纷呈，极具艺术价值，但更能全面还原当时当地风俗面貌、历史现实的还属通俗小说。

“存真”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历史风俗的“存真”，《广陵潮》中对“站水碗”、“扶乩”、中秋祭月、婚丧嫁娶仪式的记录都较为详细，可为民俗研究提供材料。虽然沈从文写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也充满了风俗描写，但这种描写是将风俗本身对象化，有意强调古老文明，做了美化处理，带着作者本身明显的情感倾向，这是“沈从文的”湘西而非“湘西”。《广陵潮》不然，迷信、各种风俗融入小说人物的观念、日常家庭生活中，随那一支讲故事的笔自然流诸纸上，只作为故事的背景存在，甚至作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有何特殊意义，因而它们反而成了更为真实的记录。

《广陵潮》中也出现了革命党，而这些革命党很多都是土匪、流氓、无赖式的人物，他们参与革命不是受“三民主义”的感召，不是出于拯救中华民族的大义，而只是为泄私愤，如饶家三兄弟，绕大的新娘子为教徒施计掠走，因教徒背后是洋鬼子撑腰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又因饶家三兄弟共同拼了一个妓女，这妓女从二楼探身看街上洋鬼子的热闹而跌死——实则是绕三妻子因妒忌而从背后偷偷推了一把，饶家三兄弟把几笔账一起记在洋鬼子身上，对洋鬼子恨之入骨，这才投入了革命。真正有革命理想的是富玉鸾，而这个人物依然显得十分幼稚，他更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侠士，散尽家财，投身革命。他是革命的核心人物，围绕在他身边的却恰恰是这些饶家三兄弟式的人物。

革命党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，简直是“乱臣贼子”，也是可怕的怪物，对于革命的同情几乎是没有的，反而是恐惧和咒骂。都说鲁迅写于1919年的《药》指出了辛亥革命是脱离群众的，其实李涵秋这部从1909年动笔，至1919年全部完成的一百回长篇小说，更是全面客观具体地反映了这一事实。

这部小说被人们披上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外衣，的确，其中贯穿着一条才子佳人恋爱纠葛的总线索，但它的价值绝非一句“鸳鸯蝴蝶”可以掩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