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ogWall

分类： 读书

  • 严独鹤《人海梦》

    严独鹤的《人海梦》是一部创作于1920年代的长篇通俗小说，这一类小说现在除去专业研究者翻阅，大概普通读者感兴趣者寥寥，但它们在近百年前的城市读者中十分流行，是他们的日常文化消遣品。不妨借此一窥当时人们的阅读兴趣。

    《人海梦》的一大特色是它融汇言情、社会、革命、武侠诸般元素，趣味性和社会批判性兼具，颇能迎合当时读者的趣味。

    《人海梦》是一部“革命+恋爱”的小说，既是言情小说，也是革命小说。书中描摹了两条恋爱线，主线是男女主人公，华国雄和冯蕊仙之间的爱情，华国雄是一少年英杰，颇富才气，冯蕊仙拥有迷倒一众青年的绝好容貌，仍然遵循了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，但他们又与传统的才子佳人迥异。不同于古代才子佳人赢弱的形象，也并非仅局限于个体人生恋爱婚姻问题，华国雄和冯蕊仙表面上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留日学生，实则是胸怀救国宏志，视死如归，令时人闻风丧胆的革命党，且是革命中坚分子。尤其冯蕊仙，是一个大放异彩的女性角色，一个兼具美貌、才华、坚定信仰、过人见识与非凡胆识的奇女子，而华国雄少年英俊、气宇轩昂，两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忠贞不二，高尚纯洁。另一条恋爱线是华国雄表兄钟温如和女性密友程琼珠、表妹华芷芬之间的感情纠葛，钟温如也是一位青年才俊，如愿留学欧美，他不意留日，因为留日学生多闹革命，而疏于求学，他的志向恰在求取高深学问。小说着墨之处多在他的三角恋爱，而他对两位女性都深情款款，关怀有加，在如今眼光看来，实则略渣，他这条线更有传统才子佳人的味道。

    《人海梦》也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，批判意味浓厚。小说对清政府统辖下的学界、政界腐败荒唐、懦弱无能多有讽刺。刻画了几个令人哂笑的官员形象。如寻花问柳而被拿住把柄的王观察，因贪恋女色而中了女革命党计谋，闹出笑话的方制台，这两人满口道学，表面上一派正人君子模样，为掩盖自己的风流韵事，保住官位，于查办革命党的严肃大事宁可含混糊弄。还有清廷派出的驻日公使赵雨卿，武昌革命后，留日革命青年学生涌入他家中，想要与之交涉，他却不敢面见，钻入平常用来传送饭菜的升降机下楼，翻墙狼狈逃窜。

    《人海梦》不是一部武侠小说，却也有武侠的情节和具有侠客色彩的人物。颇有武艺而热心于革命事业的庄澹人，能够跳上房顶，以飞瓦击中屋内人手腕，庄澹人和妻子舞剑的画面也很有武侠风。在看第二十五回“飞竹箸壮怀试绝技”的情节，恍惚以为自己错拿了本武侠小说，这一回描写钟温如在苏州木渎镇上一酒馆目睹的打斗场面，陌生汉子展现了侠客风气和超群武艺，而参照后续情节，使人怀疑这个陌生汉子应该就是后面华国雄偶遇的庄澹人。

    这部《人海梦》运笔行云流水，不愧大家手笔，呈现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细致观察、辛辣讽刺，堪称通俗文学精品，所以它也被最早关注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者魏绍昌收编进“鸳鸯蝴蝶派——礼拜六小说”系列丛书。

  • 鸳鸯蝴蝶派 张枕绿

    张枕绿，鸳鸯蝴蝶派中通英文的作家之一，其余名气最大的有包天笑、周瘦鹃，另还有张碧梧，都通晓外文，有不少翻译作品。张枕绿翻译过迦韦士、莫泊桑的小说。

    除在各通俗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外，他曾办：

    • 《良晨》（1922年，又名《良晨周报》，英文名Good Morning）
    • 《长青》
    • 《最小》（1922年，两日刊，继《良晨》和《长青》而发刊，因该报篇幅最小而得名）

    这些刊物都由上海良晨好友社发行。内容以小说为主，也有评论文章、剧本等，属于文学性质的刊物，许多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其上发表作品。

    张枕绿有作品集：

    • 《爱个丝光》（1919年）
    • 《绿窗泼墨》（1919，枕华出版部）
    • 《缠绵》（1923年，良晨好友社）
    • 《十七年后的》（1922）
    • 《枕绿小说集》（1923年，世界书局）
    • ……

    部分作品集曾在李涵秋（另一位鸳鸯蝴蝶派元老）所编《快活》杂志上打广告。

  • 什么是“鸳鸯蝴蝶派”？

    所谓“鸳鸯蝴蝶派”，是活跃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批通俗作家、报人（编辑、记者、主笔等）。以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人士为主，主要在上海活动，这和上海都市的最先发展相关。

    当时媒体市场上的报纸杂志十分活跃，都市中识字，受过中等教育，有中等以上职业和收入的群体，这个群体有点像现在都市中的所谓“白领”，但也不完全等同，他们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就是翻阅这类带有消遣性质的杂志，这类杂志上面往往刊载大量通俗小说，门类庞杂，有言情、武侠、侦探、社会、狭邪、滑稽、科幻等等。

    （鸳鸯蝴蝶派所办杂志，精美绝伦。图片摄自：陈建华著《紫罗兰的魅影：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，1911-1949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）

    他们小说作品的话题，不少是围绕爱情、婚姻、家庭展开的，往往会贯穿一条才子佳人恋爱的叙事线，但也不尽然，而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得名也源于此，这是我们正统教科书里，那些闪着伟大光芒的“鲁郭茅巴老曹”作家们，他们所在的新文学阵营以鄙薄不屑的批判口吻扣给他们的一顶帽子。就像我们中学时代偷读言情玄幻小说，往往会被老师批评，只有经典名著才能入得了老师法眼，那些才是能够帮助提升文化修养和语文水平的正经文学。但是，恰恰是所谓不入流的言情玄幻，给人很大趣味和快乐。鸳鸯蝴蝶派的作品，在当时的都市读者中也具有这样的吸引力，刊载它们的杂志销量不菲。

    而这批鸳鸯蝴蝶派的作家，他们是杂志的投稿者，写小说，卖文以赚取收益。但同时也可能另有职业，比如担任中小学老师，一般不够格担任大学老师，大学老师是“鲁郭茅巴老曹”们，还有拍电影的，开工厂的。另外，很多人同时自己也办杂志，担任杂志主编，从事审稿、编辑等工作。实际上他们自身就是都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，和他们的读者群体是相当的。所以他们笔下关心的东西，也正是读者关心的，受市场欢迎，有销量也就很自然了。

    如果以现在的网媒状况来对照的话，鸳鸯蝴蝶派作家很像网络写手，而当时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此消彼长的各种通俗刊物，很像某一个带有文学性质又很生活化、综合性的文字平台，比如多作者博客。只不过现在相较于近百年前，因为教育的普及，创作的群体范围和话题范围更广，便捷性、随意性和包容性更大，形式更为多样。而鸳鸯蝴蝶派实际上仍然局限于当时都市中的一个小的群体，差不多是都市的中间层。

  • 老妈老婆同时掉水里先救谁？原来百年前就在纠结

    如果老妈和老婆同时掉水里，先救谁？这个问题已经老掉牙了，不过，我一直以为它是我小时候，也就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，在电视、电台听到的梗，那时候人们大多带着戏谑性的口吻在讨论它，年轻的女朋友或未婚妻往往爱撒娇撒痴地抛出它来，测试自己在男友或未婚夫心中的地位，尽管“狡猾”的他们可以很快给出标准答案以哄得女孩开心，但这个问题一经认真思考，仍然多少会引起男性内心深处隐秘的挣扎。却不想事实上，至少近百年前它就已经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了，还在当时标志着最高教育水平的大学课堂上被严肃地讨论过。

    1922年上海有一份大众流行刊物《星期》，它面向的读者一般是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都市人，我在它上面看到一篇题为《一个难问题》的短文，摘取如下：

    某大学学生在上课时间内讨论某项问题的当口，有一个学生提出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，说道：“假如有一个人是一个独生子，一天带领了他的母亲和妻子，驾了一叶扁舟，在一个湖里游玩，正在那湖心荡漾的时候，蓦地里起了一阵狂风，将这小舟吹翻，三人同时落水，这人懂得水性，所以这时，除自己和水势抵抗之外，还能以余力拯救一人，不过母亲和妻子都是自己所最亲爱的，请问这人此时，还是救他的母亲好呢，还是救他的妻子好？当时站在讲台上的西人某教授听了这话立即答道：“按照道理，自然应该救他的妻子。”当时各学生（华籍）都极以救他的母亲为然，理由是一人一世只有一个生身之母，母亲既有生养之恩，掬育之劳，临难为子者当然应负救护之责。不过某教授始终以为夫妻是爱情的结合，应该死生相共，绝不忍目击其死。两方面各执己说，辩论不已，终不肯屈服。后来另外有人提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，主张这人可以将他的母亲救起，然后再跳下水去拼命救他的妻子，幸而能达到目的的最好，不幸失败则以身殉，以符死生相共之意。

    坚决主张救妻子的是“西人某教授”，在西方现代社会，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模式是社会的基石，他们的家庭关系主要是一种以夫妻为本位的横向关系，父母是排除在这个小家庭之外的，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，妻子当然比母亲更应该救。与此同时，当时的中国大学生都持相反的看法，他们的理由可以用一个“恩”字概括，这个“恩”字也呈现了儒家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关系的重要一面，“恩”被纳入儒教广博端正的“情”之中，它与西方“爱情”的“爱”是不同的概念，中国的传统家庭正是通过“情”联结，以“礼”加以规范的，是一种以父母（长辈）为本位的纵向关系，夫妻之间的亲密感情在其间根本不必要，甚至是要警惕的。中国的大学生坚持救母亲，恰表明了传统儒家文化深入骨髓的熏陶，报恩与孝道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。而所谓“折衷”的第三种办法，实际上仍然是中国式的，在题设条件下，妻子大概率是救不回了，自己在完成了对母亲的报恩后，选择与妻子共命运，多了好似“舍生取义”的气魄。

    先救母亲还是妻子，实际上是一个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才会遭遇的道德两难问题，它在1922年被提出，也体现了当时中与西、新与旧的文化冲突困境。在传统的儒家社会，会存在这个问题吗？我想不可能，因为救母亲是毋庸置疑的，几乎是不需要思考的本能反应。但是1922年的中国，特别是像上海这样接纳西方文明最早最迅速的大都会，西方的爱情、家庭观念已然涌了进来，并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，影响了大批年轻人，使他们处在不同文化的拉锯之中。而中国大学生的选择表明，尽管西方现代式的爱情观念逐渐被接受，但是人们始终处于传统的包围之中，而对此无法作孰好孰坏的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。

    当这个问题流转到我小时候，90年代以后，从大学式的探讨变成了大众的娱乐，女孩子并没有认真地问，男孩子也没有认真地答，大家默契地营造着真真假假的甜蜜，对这个难题的态度实际上也与整个时代氛围吻合，9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更趋娱乐化了。但是回过头来想，这个难题仍然流行，是否表明百年前的纠结始终没有挣脱，因为事实上，当代的中国家庭最终并没有走向完全的西式小家庭模式，中国的文化也不可能像“五四”时期所高呼的那般“打到一切，重建一切”，而是采取了折衷的方式，重视爱情的基础和夫妻的主体地位，同时也兼顾着父母的需求。

  • 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初读

    想到这是一本马列著作，伟人恩格斯谈论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类宏大问题的书，我以为必定很厚，抱着挑战的勇气和慢慢啃的决心去查阅。搜到的馆藏版本是人民出版社1957年，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张仲实翻译本，隔了半世纪多，有些年代感，却正合我意，留有岁月痕迹的老旧书籍想必别有一番审美趣味。这个老旧版本并不在我所住的新校区，需从同样有历史感的老校区老图书馆的披了浮尘的架子上慢慢寻出，再调来这里。所以，从我在互联网时代便捷的图书数字系统中预约，至收到取书通知，这中间隔了几天时间。书初到手时，竟是薄薄一本，看样子像是大32开本，翻开来左右页并置还不足我们现如今常见的一面A4纸，整本书合译者及著者序言、译后记这些内容也仅176页，这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。但细想，谁说煌煌巨著必得配一个“煌煌”的外表，现在看似大部头的“巨”著，有多少是废话堆砌，而这一本，列宁曾高度赞扬：“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信任的，其中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，而是根据浩繁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。”换言之，其中每一句都删不得。

    我带着“家庭是如何起源的”这一问题去读这本书。恩格斯将唯物史观与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结合，从远古时代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，他梳理了人类婚姻的演变形式，从杂婚、群婚至对偶婚，再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，演变背后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，一夫一妻制是随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。个体家庭，建立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础之上——这里的一夫一妻制并不是我们当代法律概念中的一夫一妻，实际是一夫一妻（可以）多“妾”。根据恩格斯的论述，实际上，最初并没有家庭的概念，而只有氏族概念，人类的生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，而是通过氏族存在，婚姻形式是一种集体婚姻，一个氏族的所有男性和另一个氏族的所有女性结婚，互相之间任意的性关系都是合法的，但严禁氏族内部通婚。他们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，归入母亲所在的氏族，母亲是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亲缘关系。以后，母权制由父权制取替，再至氏族瓦解，个体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组成单位。家庭的起源问题背后就涉及到了生产力发展、两性地位与关系等复杂命题。

    由于并不熟知恩格斯所讨论的问题的所有历史背景和材料，这形成了我对本书的理解障碍，所以初读之后，所讨论问题的逻辑没能够梳理清晰。好在列宁继续安慰：“如果你们读这部著作时不能立刻全部理解，那也不必懊丧。这种情形几乎是每个人都不免要遇到的。可是，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加以研究时，就一定会达到即令不是全部通统明了，也能明了其中绝大部分的。”好像列宁看透了我这个读者的心思，或者是张仲实这位聪明的译者看透了，所以要把列宁的话放在后记里，鼓励一下即将掩卷却依然昏昏的读者，初读之后不要轻言放弃，再读读。

    考虑到手头的版本毕竟有点老，繁体字书写和如“底”、“的”等词的混用，造成了些微阅读不适，这还不要紧，但其中人名译法也在规范之前，不是现如今的统译，对我扩展阅读造成了困惑。我另外查询了其他版本，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人民出版社今年新出的版本，这一新版本附加了恩格斯多篇书信摘选、本书注释、人名索引、族名索引、插图等内容，较50年代版本厚实了近一倍，倒真有了几分“煌煌”的外表了。我本意两本参照阅读，以助理解，不料新版本正文实有些读不下去，简体字和更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表达，确实提升了阅读速度，但是翻译却不如57年版本清晰明了，有些语词简直云里雾里，我想并不完全是我先读了老版而先入为主的原因吧。不过，后面的注释、人名和族名索引这些于我倒是真有帮助。

  • 50年代书籍阅读的小发现

    这是一本50年代出版的书籍，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我在写读书报告，再次翻开目录的时候，被这几个“的”和“底”吸引了，从这个目录看，似乎“的”是跟着名词或形容词的，“底”用于动词出现的情况下，“发生”、“形成”都有动作意味。 （更多…）

  • 鲁迅研究书籍阅读感受

    因为课堂要求，这学期也翻阅了几本鲁迅研究的书籍，在此草草记录下对其中几本书的阅读感受。 （更多…）

  • 历史存真——李涵秋《广陵潮》读后记

    广陵，就是扬州，李涵秋是扬州人，《广陵潮》写的就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扬州故事。其实不仅是扬州，还随着书中人物或因赶考、做官、避难而赴外乡，牵扯到了湖北、南京、泰州、镇江和上海这些地域，名为“广陵潮”，实则是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动荡之潮基本真实的记录。

    说“基本真实的记录”，是因为小说自然有作者的虚构，即艺术的想象，必然不可能完全纪实，否则也不叫小说了。而另一方面，《广陵潮》作为一本通俗小说，“存真性”是其一大的特点（范伯群对中国近现代小说作出首次梳理时，指出了这类小说“存真性”这一价值）。精英文学往往侧重艺术性，对现实有更多提炼，为服务于小说主题往往对现实素材多有修剪和打磨，甚至很多革命题材的小说，一定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，将小说人物、革命历史理想化，呈现的是“应该如何”而非“如何”，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失真。精英文学中现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意识流等艺术流派虽然异彩纷呈，极具艺术价值，但更能全面还原当时当地风俗面貌、历史现实的还属通俗小说。

    “存真”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历史风俗的“存真”，《广陵潮》中对“站水碗”、“扶乩”、中秋祭月、婚丧嫁娶仪式的记录都较为详细，可为民俗研究提供材料。虽然沈从文写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也充满了风俗描写，但这种描写是将风俗本身对象化，有意强调古老文明，做了美化处理，带着作者本身明显的情感倾向，这是“沈从文的”湘西而非“湘西”。《广陵潮》不然，迷信、各种风俗融入小说人物的观念、日常家庭生活中，随那一支讲故事的笔自然流诸纸上，只作为故事的背景存在，甚至作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有何特殊意义，因而它们反而成了更为真实的记录。

    《广陵潮》中也出现了革命党，而这些革命党很多都是土匪、流氓、无赖式的人物，他们参与革命不是受“三民主义”的感召，不是出于拯救中华民族的大义，而只是为泄私愤，如饶家三兄弟，绕大的新娘子为教徒施计掠走，因教徒背后是洋鬼子撑腰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又因饶家三兄弟共同拼了一个妓女，这妓女从二楼探身看街上洋鬼子的热闹而跌死——实则是绕三妻子因妒忌而从背后偷偷推了一把，饶家三兄弟把几笔账一起记在洋鬼子身上，对洋鬼子恨之入骨，这才投入了革命。真正有革命理想的是富玉鸾，而这个人物依然显得十分幼稚，他更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侠士，散尽家财，投身革命。他是革命的核心人物，围绕在他身边的却恰恰是这些饶家三兄弟式的人物。

    革命党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，简直是“乱臣贼子”，也是可怕的怪物，对于革命的同情几乎是没有的，反而是恐惧和咒骂。都说鲁迅写于1919年的《药》指出了辛亥革命是脱离群众的，其实李涵秋这部从1909年动笔，至1919年全部完成的一百回长篇小说，更是全面客观具体地反映了这一事实。

    这部小说被人们披上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外衣，的确，其中贯穿着一条才子佳人恋爱纠葛的总线索，但它的价值绝非一句“鸳鸯蝴蝶”可以掩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