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陵,就是扬州,李涵秋是扬州人,《广陵潮》写的就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扬州故事。其实不仅是扬州,还随着书中人物或因赶考、做官、避难而赴外乡,牵扯到了湖北、南京、泰州、镇江和上海这些地域,名为“广陵潮”,实则是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动荡之潮基本真实的记录。
说“基本真实的记录”,是因为小说自然有作者的虚构,即艺术的想象,必然不可能完全纪实,否则也不叫小说了。而另一方面,《广陵潮》作为一本通俗小说,“存真性”是其一大的特点(范伯群对中国近现代小说作出首次梳理时,指出了这类小说“存真性”这一价值)。精英文学往往侧重艺术性,对现实有更多提炼,为服务于小说主题往往对现实素材多有修剪和打磨,甚至很多革命题材的小说,一定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,将小说人物、革命历史理想化,呈现的是“应该如何”而非“如何”,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失真。精英文学中现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意识流等艺术流派虽然异彩纷呈,极具艺术价值,但更能全面还原当时当地风俗面貌、历史现实的还属通俗小说。
“存真”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历史风俗的“存真”,《广陵潮》中对“站水碗”、“扶乩”、中秋祭月、婚丧嫁娶仪式的记录都较为详细,可为民俗研究提供材料。虽然沈从文写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也充满了风俗描写,但这种描写是将风俗本身对象化,有意强调古老文明,做了美化处理,带着作者本身明显的情感倾向,这是“沈从文的”湘西而非“湘西”。《广陵潮》不然,迷信、各种风俗融入小说人物的观念、日常家庭生活中,随那一支讲故事的笔自然流诸纸上,只作为故事的背景存在,甚至作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有何特殊意义,因而它们反而成了更为真实的记录。
《广陵潮》中也出现了革命党,而这些革命党很多都是土匪、流氓、无赖式的人物,他们参与革命不是受“三民主义”的感召,不是出于拯救中华民族的大义,而只是为泄私愤,如饶家三兄弟,绕大的新娘子为教徒施计掠走,因教徒背后是洋鬼子撑腰,却也无可奈何。又因饶家三兄弟共同拼了一个妓女,这妓女从二楼探身看街上洋鬼子的热闹而跌死——实则是绕三妻子因妒忌而从背后偷偷推了一把,饶家三兄弟把几笔账一起记在洋鬼子身上,对洋鬼子恨之入骨,这才投入了革命。真正有革命理想的是富玉鸾,而这个人物依然显得十分幼稚,他更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侠士,散尽家财,投身革命。他是革命的核心人物,围绕在他身边的却恰恰是这些饶家三兄弟式的人物。
革命党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,简直是“乱臣贼子”,也是可怕的怪物,对于革命的同情几乎是没有的,反而是恐惧和咒骂。都说鲁迅写于1919年的《药》指出了辛亥革命是脱离群众的,其实李涵秋这部从1909年动笔,至1919年全部完成的一百回长篇小说,更是全面客观具体地反映了这一事实。
这部小说被人们披上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外衣,的确,其中贯穿着一条才子佳人恋爱纠葛的总线索,但它的价值绝非一句“鸳鸯蝴蝶”可以掩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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